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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我国菌物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初步思考

发布时间:2020-08-26

如何抓住抗击新冠肺炎的契机,加快菌物药资源的开发利用,让菌物药这株中华医药宝库中的奇葩迎来笑迎东风花千树的春天,在服务健康中国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一个必须做好的时代命题。

菌物药为真菌类药物的简称,是一类以菌物体或者从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加工而成的具有预防和治疗疾病作用的药物。菌物药是中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的清肺排毒汤中的茯苓、猪苓,被誉为千年仙草的灵芝及其提取物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等,像知了头上长蘑菇的蝉花,汉代就已记载、现在风靡日韩的抗癌神药桑黄等,都是菌物药中的佼佼者。

我国是菌物药资源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和出口大国,但远远不是菌物药强国。由于菌物药是在蕈菌产业基础之上开展的研究和开发,国际药用菌学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多次呼吁:菌物药作为一项并不奢侈的投资,应该成为国家的必备产业。

我国菌物药资源是一座待开采的金矿

菌物属有胞型真核生物,与动、植物相同而区别于细菌。按入药方式,菌物药分为两类:一类为药用真菌,是指菌物自身组织(如子实体、菌丝体、孢子或菌核等)直接作为药物,包括:1.食药两用型。如香菇、木耳、银耳等食用菌,其中大多数品种有一定药用价值,但尚未成为法定入药的菌物。2.直接入药型。如灵芝、茯苓、天麻、桑黄、灰树花、牛樟芝等药用菌。3.有毒型(毒蘑菇)。不能食用,但可入药。药用真菌的来源靠野生采集或人工培育生产,属于农业型生产。其药用方式多种,单味应用或者配伍于复方汤剂、中成药。第二类为真菌药物,是固体发酵生产的药物。我国最早酿酒、制醋的制曲工艺(其发酵物古称神曲)是最早的真菌药物。据考证,早在2500年前,我国先民已用神曲治疗饮食停滞,用豆腐上产生的霉菌治疗创痛等。神曲为中药史上所特有,开创了生物制药工程的先河。现代真菌药物是利用微生物技术从真菌的组织或发酵菌液中,提取多糖、氨基酸、蛋白质、甙类等营养因子或代谢产物,其历史不过100余年。

(一)我国菌物入药历史悠久。在古带典籍中,由于古人认知的局限,菌物药被归入本草类,后逐渐演变为芝草。我国是世界上利用菌物最早的国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黄璐琦院士等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史前灵芝担孢子形态,证实人类食用灵芝有6800余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从《诗经》《尔雅》开始,自此以降而至明清,包括《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等林林总总的本草、医书、方志、农书、菌谱甚至儒道经典等,均有大量菌物作药材、以真菌治病的记载。如晋代葛洪《抱朴子》著录有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并将菌芝单列,收录了数百种菌芝名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述了约200种菌类中药及其医用功能和食、药用方法。可以说,菌物药在古代就已形成一整套体系,成为中医药体系的一个分支。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近代以来五次中医药存废之争影响,中医药一度式微,菌物药更是鲜为人知。近年来,随着食药用菌产业的兴起和国家对中医药的扶持,菌物药朦胧的身影才重回人们的视野。

(二)我国菌物药资源优势独特。菌物包括真菌、黏菌、卵菌,种类数以百万计,多于植物的30余万种、动物的100余万种,是人类刚刚打开门缝的神奇殿堂。我国目前已知真菌仅1.7万种,其中已被认知的食药用菌不过是冰山一角。目前我国已报道食药用菌近1000种,其中450余种具有药效,不少品种为我国独有(如猪苓、茯苓、赤芝、紫芝等),全世界120种灵芝中约有80多种在我国,而且最好的药用灵芝均为我国出产。目前我国人工栽培的食药用菌有60多种,可利用菌丝体发酵的有30多种,合计近100种,居世界第一位。我国是栽培食药用菌最早的国家(首次有文字栽培记录的品种超过34个),目前生产能力占世界的75%以上,常年出口30多个品种。我国菌物入药配方应用广泛,中科院微生物所专家卯晓岚介绍,在5000 个古中医秘方中,应用菌物的有1500个。但是,目前被明确纳入国家药典的寥若晨星,仅有11种,列入部颁标准1种、地方标准22种,这折射出我们对菌物药的认知和研究很不够。此外,世界上已知毒菌200余种,中国有183种(能致命的有30多种),居世界第一,但基本未开发利用。

(三)我国菌物药文化底蕴深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形成了独特的菌物文化,其神秘性和传奇性代代相传,融入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包括诗画戏曲、民间传说、民俗节庆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灵芝文化。传说灵芝是千年灵精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历数亿万年而成不死仙草,食后可长生不老。《山海经》说炎帝继女名瑶姬,出阁之年而卒,其精气飘荡到姑瑶山,化为瑶草,叶华黄湑盛,谁吃了就能与自己所思之人梦中相会。至于白娘子昆仑盗仙草救许仙的传说,更是妇孺皆知。在史学上,认为灵芝文化萌生于史前,被作为吉祥、美好、长寿的象征。在考古学上,各地出土文物中常见各种灵芝或类灵芝的祥云、如意等。在语言文学上,灵芝不仅有仙草、瑞草、长生草等神秘性称谓,更成为文人墨客吟咏作画的对象。在食药学上,灵芝是中药中唯一无毒的上上药,其养生的民谚、汤头歌诀、养生配方不胜枚举。以灵芝为代表的菌物药文化是具有原创特色的民族文化宝藏,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影响力。

(四)我国菌物药研究开发初见成效。20世纪60年代,我国真菌药物由传统的制曲工艺进入固体培养时期,80年代起进入固体发酵时期。步入现代生物制药阶段,现已通过酶解水浸提技术、超滤浓缩醇沉技术、半仿生提取技术、分子印迹技术等手段获取高质量、高活性的真菌药物。菌物药系统的研究也于80年代起步。原北京医学院教授林志斌及其团队专注灵芝研究,经过几十年努力,在灵芝的药用机理研究上取得突破,获得国际医学界认可。一批产学研单位采用药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药用菌抗肿瘤、增强免疫力和抗菌活性进行筛选,并对其作用机理和构效关系进行研究,确定药用真菌传统功效的有效成分基础。吉林农大李玉院士团队于90年代率先开展了药用真菌研究,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提出菌物药(Mycomedicine)、真菌生药学(Fungus Pharmacognosy)和菌类作物(Mushroom Crop)等新术语,相继出版一批药用菌著作,推出并转化一批菌物药成果。该团队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联合对中俄边境地区菌物资源进行考察研究,成立了中俄菌类实验室,并建成了中俄菌物资源联合保育中心等平台。 200920132019年,我国先后承办了第五届、第七届、第十届国际药用菌大会。中国食用菌协会、中国菌物学会等社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但是,我国菌物药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如:科研机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形态分类方面,生理生化研究薄弱;食药用菌企业基本停留在菌物原材料供应,缺少深加工的必要条件和能力;制药企业研发能力弱,缺乏有竞争力的产品。像日本从香菇中提取的高纯度香菇多糖,通过静脉注射用于治疗癌症非常有效,一支卖到1680元,我国尚不能生产出与之抗衡的产品。

菌物药资源开发应成为国家战略

菌物药资源是我国独特优势资源,其主体是食药用菌。而食药用菌本身就是促进健康的食品,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来生产,其粗提取物产品主要以膳食补充剂的形式面向亚健康、健康和疾病人群,运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进行纯化的产品主要当作治疗疾病的药物。所以说,食药用菌既可作为食物,又可以为保健品,还可开发成药物,涵盖了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大健康产业,其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作为国家战略提上议事日程。

(一)加强菌物药资源开发,是打造中医药优势的新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的方位和未来的高度,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把振兴发展中医药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赋予中医药五种资源(即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的精准定位。菌物药具有五种资源的极大潜力,其资源种类、历史文化、产业基础、民间认知、应用的简便廉验,以及部分特色菌物药资源与周边国家的血缘关系(如中俄朝蒙边境的白桦茸),构成了我国菌物药的独特优势。在中药四大家族(植物药、动物药、菌物药、矿物药)中,菌物药相比其他三个家族,现代开发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每年菌物药的产值尚不足当年医药总产值的千分之一。故有学者称之为尚未开发的一片原始森林。

当前,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科技创新政策、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使包括菌物药在内的中药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15年版药典共收录中药品种618种,而近年经过专业机构运用中医理论,对菌物药药物性辨识已非常清晰的近300种,还有400种接近完成,其总数媲美中药材数量。目前,菌物药运用广泛,在临床上试验有效的有500种,其中具有抗肿瘤作用的有200多种,显效的有50种左右。根据中药原理,将菌物开发成营养食品、传统中药剂型或创制新药,并科学应用于临床,将药用真菌的应用范围由人用扩展到兽(畜、禽)用和渔用,空间极大。我们要珍惜大自然的恩赐和祖先留下的宝贵资源,深入挖掘、开发菌物药用于治疗疑难杂症的潜力,充分激发和释放菌物药五种资源的活力,让菌物药如在渊潜龙,冲天而起,成为驱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嬗变的新引擎,增强中医药产业在世界医药市场的竞争力。

(二)加强菌物药资源开发,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新抓手。

坚持人民至上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中之重。随着人口老龄化、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和疾病谱系的变化,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任务日益艰巨。《2019中国人健康报告》显示,96%的公众对自己的健康表示担忧。有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健康人群只占总人口的15%,有15%的人处于疾病状态,7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因此,运用中医药的健康养生理念和实践经验,对疾病进行早期干预,建立健全治未病的服务体系,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优先选项。而菌物药开发的产品涵盖了养生、保健、治疗与康复各个方面,历来为人们广泛接受,未病人群、已病人群和健康人群都可以使用菌物药来改善。

随着健康产业不断发展和规范,老百姓的大健康意识日渐增强,认识到养生要有效、长久,不可急于求成、盲目选择,对于保健类食品更倾向于扶本固正的根源性养生产品。这为菌物药保健养生食品提供了发展机遇。充分挖掘菌物药独特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加强菌物药资源的开发,恰好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目前,菌物药融入健康快消品(包括化妆品)已成世界潮流。我国已开发出木耳冰激凌、灵芝奶昔、桑黄袋泡茶、灵芝咖啡等快消品。这一消费新趋势,打开了菌物药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天地。顺势而为抓好菌物药资源开发,必将进一步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

不仅如此,利用菌物创制的新药及其膳食营养补充剂和特医食品,具有简便廉验特点,无疑将惠及亿万百姓,做到轻病防重、浅病防深、小恙防大、短罹防长、单患防复、良疾防恶、郁症防疾,使人民强壮身体,增寿延年,在构建政府承受得了、群众负担得起、财政可持续保障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中发挥有效作用,为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题斩棘铺路。

(三)加强菌物药资源开发,是新时代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菌物药资源的农业开发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可持续、绿色发展等特点,是快速脱贫、发展产业的有效途径。因此,扶贫攻坚战的冲锋号角吹响后,全国592个国贫县有85%选择食药用菌作为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浙江庆元、河南西峡的香菇,福建古田、四川通江的银耳,陕西柞水、吉林四平的木耳,安徽金寨、贵州大方的天麻,河北迁西的灰树花,甘肃陇南的猪苓,迅速成长为当地的脱贫致富产业。陕西省柞水县通过实施木耳产业扶贫发展“1153”计划,全县农民收入一半以上的来自木耳产业。今年4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该县金米村考察,称赞他们把小木耳办成了大产业。安徽省金寨县以灵芝、桑黄、天麻、茯苓等生态高值药用菌作为脱贫攻坚的抓手,打造西山药库,形成了百亿产业链,被中国食用菌协会授予中国药用菌之都。据调查,安徽省建设的十大皖药示范基地带动贫困户人均收入达一万元,而其中的药用菌基地带动贫困户的人均收入在两万元以上。贫困地区食药用菌产业已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已成为精准脱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支柱,从而为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后持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下了的良好产业基础。由于食药用菌产业具有快速高效的低成本扩张力,国内外市场对食药用菌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财富商业洞察》产业报告预测,到2026年,全球食药用菌市场将以年复合增长率为 6.41%的速度飙升。在这一背景下,菌物药资源开发将进一步打造我国食药用菌产业优势,从而有效参与国际国内市场互促双循环

(四)加强菌物药资源开发,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路径。

菌物药资源开发也是世界的需要。目前,包括菌物药在内的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中医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包括菌物药在内的中药材已出口200个国家和地区,我国食药用菌成为入世以来出口强劲的大宗农产品,灵芝、猴头菇、虫草类等药用菌制成的粉剂或提取物,更出现在了国外的咖啡、茶、奶昔、肉汤、巧克力、面霜和沐浴露等各类产品中,其消费人群主要是精英人士和高收入群体。如欧美最近流行的一款混合固体饮料MUD/Wtr,混合了茶、可可、香料和四种中国菌物,并运用中国菌物药理念进行宣传,称产品中所含白桦茸可以提供能量、改善情绪,冬虫夏草可增强活力与耐力,猴头菇可改善大脑功能,灵芝则有对抗肿瘤和癌症生长的功效。中国菌物药悄然植入老外的日常生活,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彰显了中国菌物药文化的软实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食药用菌开发合作正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的一大亮点。福建农林大学的以草代木蘑菇种植技术——菌草技术,推广到了巴新、斐济、卢旺达等106个国家。吉林省吉海农赞比亚公司与李玉院士科研团队合作,建成了该国最大的蘑菇工厂,不仅供应当地还出口到周边国家。中国菌种、中国技术成为非洲人民改善生活、提升健康水平的中国处方。加强以发展食用菌产业为主的菌物药资源开发,不仅助力一带一路非洲国家农业发展、解决食物安全问题,也将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卫生健康事业的合作交流,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载体、新方向。

加快菌物药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菌物药资源开发是一篇鸿篇巨制,但现在只是开篇。做好这篇文章,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要求,以长远的战略眼光进行精准的战略谋划,针对痛点、难点、薄弱点,采取有力措施,扎扎实实推进菌物药资源开发,把小菌物做成国民经济大产业

(一)加强顶层设计,当务之急是做好四件事。

一是成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鉴于食药用菌种植和初加工归农业农村部、菌物药及其衍生物(保健品)归中医药管理局和卫健委,产品进入市场后归市场监管总局,其开发利用和流通等又涉及发改、科技、教育、商务、林草、海关等部门,建议成立由国务院领导挂帅、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加强菌物药资源开发的组织协调、政策协同、工作推进,齐心协力为菌物药产业赋能。

二是单设中药菌物药分支。20世纪,国际生物界根据菌物与动、植物截然不同的特征,将真菌从植物界分离出来,另建系统为真菌界。但是,我国药典目前尚把菌物药归属于植物药内的真菌类中药。为此,在1998年,中国菌物学会、中国药学会通过协商,并征求全国70多位菌物与药物领域专家意见,联名向国家相关部门建议在中药范畴内正式冠名一类菌物药。当前,菌物药研究已成国际热点,有关部门应与时俱进,将菌物药独立分支,以利加快发展菌物药品种,更好地服务于大健康产业。

三是搭建国家级协作创新平台。鉴于菌物药资源开发科研力量分散、存在懂菌的不懂药、懂药的不懂菌问题,建议建立国家菌物药产业技术体系。该体系由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协同,由国际知名菌物、药物院士牵头,汇集全国科教、企事业单位的食药用菌、中药材、医药界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聚焦菌物药资源开发的主要品种,开展技术研发、成果推广,形成跨部门、跨区域、跨单位、跨学科的优势科技力量,联合协作解决菌物药产业发展重大问题。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也要建立这一体系。

四是制定发展规划。抓紧制定我国十四五菌物药资源综合利用发展规划和专项计划。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立项,委托国家智库牵头,农业农村部、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部门参加,共同完成。同时,由农业农村部制定食药用菌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真菌药物发展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协调,并分别纳入各自的十四五发展规划。还要加强菌物药理论研究和科普宣传,包括在中国农民丰收节、世界中医药日增加菌物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内容,以引导全社会关注这项事业。

(二)加强生产体系建设。

一是要强育种。针对目前野生菌资源采集破坏性强、大宗栽培菌种多来自国外的产业之痛,要切实加强食药用菌良种的选育。要大力鼓励科技创新,通过原生质体融合技术、基因工程、生长模拟技术、虚拟栽培技术等手段选育和培育高品质的菌物,保证菌物药的药性品质。在育种导向上,要革除长期以来习惯于以农艺指标为主要目标的三重一轻(重视农艺性、产量及抗逆性,轻视药效指标)的弊端,借鉴中药材育种经验,在坚持目前农艺性状选育的同时,重视对菌物活性成分和药效品质的选育。对已进入药典的品种,以药典规定的指标性成分为标准进行选育;对尚未进入药典的品种,应将其主要活性药效成分列入育种目标。要加强野生菌物资源保护,防止滥采、盗采,严禁杀鸡取卵式的不良采挖(如在子实体成熟散发孢子之前采挖),严禁珍稀野生资源出境。建议依托已建立的大别山、长白山、祁连山、西藏等区域性菌物药(药用菌)资源保育区,升格设立若干国家级菌物药资源保育区,开展珍稀和濒危菌物药资源保护、繁育及其生物转化和人工替代品研究。

二是要强基地。首选既有道地性、又有产业基础的食药用菌大品种,建立并制定其生产栽培的规范化种植标准(基地),按照布局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加工集群化、营销品牌化发展方向,建设一流的生态种植基地,打造中国食药用菌食材、药材品牌。要创新药用菌栽培技术和栽培基质研究,优化筛选获得最适于菌物药生产的栽培基质和技术,提高药用价值。

三是要强机制。依托农村三变 改革,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合作发展模式。鼓励食药用菌企业和中药企业以订单形式建设菌物药生态种植基地,打造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鼓励医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采取委托种植+预付款的方式,到贫困地区新建菌物药种植基地,或立定制药园,以销定产,稳定价格,保证种植户利益。创新建立基地专家负责制,加强菌农、药农培训,解决基地生产技术问题。

四是要强加工。天然产物提取物是生物医药的核心原料和产品,目前被广泛应用于药品、食品添加剂、功能性食品、化妆品等生产领域,这是目前我国菌物药资源开发的短板。为此,在科研上应充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实行产学研联合攻关,加强新技术研发应用,创新改良并形成具有菌物药特色的高效增值加工技术。鼓励健康饮品、中药制药企业对菌物药产品进行联合研发,支持产业链向下延伸,打造国际国内市场认可的特色化高质量健康品牌。在产业业态上,设立菌物药精深加工专业园区,以国家级、省级生物产业基地为核心,充分利用现有现代中药及特色中药、高端原料药及制剂、抗肿瘤药物、药用辅料、功能保健品及食品和动物保健药等基础优势,新建菌物药深加工专业园区,重点打造以菌物药及菌物药饮品、化妆品为核心,菌物药深加工及周边产品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延伸产业链条。还要重视有毒真菌(毒蘑菇)的开发。充分认识毒蘑菇具有的重要经济价值,在继续做好毒蘑菇的中毒防治、毒蘑菇识别、毒蘑菇资源及基础理论和应用方面研究的同时,重点研究毒蘑菇的毒物提取及用于新药研制、农作物生物防治、工业原料乃至国防科学等,变害为益,变废为宝。

(三)加强市场体系建设,重点构建三大体系。

一是建立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用好新基建政策,支持食药用菌生产企业、菌物药龙头企业率先应用大物移云(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和区块链、5G等技术,建设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立健全重点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数字化全程可追溯。同时,强化药品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诚信守法经营。安徽省与浙江甲骨文超级码公司合作开展香菇、灵芝等一朵菇区块链技术应用试点,探索出三三三(产学研协调,全要素全过程全周期覆盖,实现可视可控可信)区块链技术落地应用经验,提升菌物药质量和消费者信心,实现了优质优价,值得借鉴。

二是建立质量标准体系。依托现有国家药典标准,建立菌物药菌种、种植技术、产地加工、质量检验等关键环节的质量技术标准体系,规范关键环节生产技术标准。研究建立食药用菌分类分级质量标准,允许行业和企业建立分级标准,提出有效成分含量标准,规范市场分级交易价格。探索建立菌物药药材第三方质量监测体系,加强菌物药药材标准化研究,建立菌物药药材生产技术标准体系和评价制度。

三是优化提升流通链条。农业农村部门应进一步推动食药用菌三品一标生产主体、基地、产品上,进入全国农产品市场流通平台。中医药管理局、市场监督局要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建立健全菌物药种植户、生产商、经销商审核制度。建立菌物药药材产品认证系统,对进入市场的菌物药药材,实行质量检测并分级认证。建立健全菌物药市场体系建设,重点支持位于安徽金寨的中国菌物药大市场建设,同时支持建设若干食药用菌单品类专业市场。建设菌物药药材全产业链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对大宗地产菌物药药材种植、加工、销售全过程管理调度。借鉴河南南津县小麦期货经验,依托协会和合作社,开展大宗食药用菌和菌物药药材期货交易,探索建立菌物药期货市场。

(四)加强古典医籍挖掘。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方清肺排毒汤,即源于2000余年前的中医典籍。屠呦呦通过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汇集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方,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实践证明,古医典籍是一座大宝库。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的要求,为今后包括菌物药在内的中医药研究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国古典医籍中关于菌物药的记载卷帙浩繁,但以往由于认知的偏差,研究尤为薄弱。要以敬畏之心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梳理与分析古典医籍中蕴含的菌物药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针对现代临床重大疾病尤其是急性传染性疾病具有明显疗效与优势的病种,开展文献挖掘、临床验证、科学实验等工作,同时加强民间中医有关菌物药应用的方药收集、保存研究、评价和应用推广,用现代科学语言阐释菌物药独具特色的作用机理,发挥其在个体生命全周期健康维护中的优势,发展适合中医药学自身特点的现代研究与评价体系,实现菌物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同时,还要重视古代膳食典籍、宫廷菜谱、地方菜系中关于菌菇养生理论和膳食的研究,创新发展有特色的菌菇中华美食,服务大健康产业。近年来,安徽淮仁堂药业开辟养生厨房,开发植物药、菌物药养生膳食套餐,推动养生美食进社区入家庭。广东粤森集团针对广东人嗜汤习惯,将灵芝、茯苓、天麻等菌物药与广东药食同源特产牛大力融合,研究开发数百种养生煲汤。两家企业的共同做法,是集药师、厨师、营养师智慧,共同研发营养型药食搭配,开拓新消费途径,值得肯定和推广。

(五)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当前,中医药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近年来,中医药对外合作发展势头向好,全世界有40亿人在吃中药。我们要抓住这次疫情带来的机遇,加大《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落实力度,推动一带一路沿线菌物药资源开发交流合作,加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现美美与共。首先要加强包括菌物药在内的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菌物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推动菌物药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传统医学相关规则制定,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其次要利用地缘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菌物药资源的合作研究与开发,共建边境菌物药野生资源保护区。菌物药资源大省尤其是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要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中药项目建设。再次是要重视中华菌物美食的海外推广。目前,外国人学中国人养生和吃中草药健康产品,在海外甚至成了一种新的潮流和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介绍,现在国外执业的中医师70%是外国人,中医服务的患者70%是外国人。很多国外消费者在中医药的海外门店参加健康讲座,学习中国传统养生方法。这说明,中华优秀养生文化正逐步走进各国人民的生活,而中华美食中的食药用菌美食及附着其上的文化因子,无疑具有更柔软而强大的亲和力、渗透力和影响力。要借此契机,加强中华食药用菌健康膳食的推广,利用中医药海外中心和孔子学院,讲好中国食药用菌故事,充分展示其魅力,使中国食药用菌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文作者:胡桂芳 左光之 朱莉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农研院、安徽大学生态农业大数据国家地方联合研究中心/安徽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安徽省农科院科研处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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